东方网记者包永婷4月14日报道:石经作为儒家经典的重要载体，是汉、魏、唐、后蜀、两宋、清七朝官方钦定的权威文本。而创刻于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广政年间的蜀石经，在七朝石经中，又有其鲜明的特点，具有重要而独特的文献价值。
4月13日，由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讲席教授虞万里主编、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王天然编著的《蜀石经集存》在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举行新书发布暨学术研讨会。该书为2021—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“石经文献集成”系列成果之一，也是2023年度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。
《蜀石经集存》新书揭幕现场
蜀石经肇始于后蜀广政年间，蜀相毋昭裔在成都主持将儒家经典刻石，共计十种:《孝经》《论语》《尔雅》《周易》《毛诗》《尚书》《仪礼》《礼记》《周礼》《左传》(前十七卷)。《左传》后十三卷入宋刻毕，北宋皇祐(1049-1054)、宣和年间(1119-1125)又分别补刻《公羊》《穀梁》及《孟子》。
蜀石经碑石在宋代以后开始湮没，至明清时仅有拓本流传，已属罕见。现存蜀石经主要由三部分构成:国家图书馆藏刘体乾旧藏残拓、上海图书馆藏黄丕烈旧藏《毛诗》残拓，以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近代出土残石拓片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一书中，对“善本”的定义有“三性”之说，即较高的历史文物性、学术资料性和艺术代表性，三项得其一者即可称为善本，而本书的底本蜀石经残拓完美地契合了这三项标准。
“此次出版的《蜀石经集存》，经上图、国图、重博三家馆藏机构授权，首次对现存蜀石经残拓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汇编影印出版。《集存》采用原大原色，高度还原底本原貌，将珍贵的孤本文献化一为百千，为学界研究提供便利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介绍。
虞万里在新书发布会上感慨地说:“蜀石经因为承袭唐代大和经注写本，保留了不少写本时代的字体和款式特征，这在南宋写本基本荡尽一千多年后的今天，能够看到蜀石经残石和宋代的拓本，可以和敦煌写本作比较，推想作为官方的大和写本面貌，实在是一件很值得庆幸的事。”
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程章灿表示，蜀石经的刊刻历时漫长，跨越230多年，这在中国石刻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。原本体量浩大的蜀石经原石，后来却“失踪”了，它们去了何处、还留存多少、有无重新发现的可能等等，存在着诸多吸引人的地方。“可以说，正是因为蜀石经昔日的辉煌与后来原石湮没的残缺，拓本只有内府一脉单传，才使得历代藏家更加视若珍宝。步武前贤的《蜀石经集存》，是现存蜀石经文献的集大成之作，也将为新的石经学开疆拓宇。”
上海图书馆藏《毛诗》残拓 整体装潢
与文物价值、学术文献价值相比，蜀石经碑的艺术欣赏价值亦毫不逊色。现藏于国家图书馆的《周礼》、《春秋》三传残拓，曾经的藏主刘体乾遍邀名家，最终各家题签、题端、观款、题跋等总计225条。现藏于上海图书馆的《毛诗》残拓，为清代藏书大家黄丕烈之旧藏。黄丕烈得到这件孤本后，将之重新装裱，并配以楠木书匣。而黄丕烈的装裱和书匣历尽二百多年后保存至今，成为了我国书籍装潢艺术的鲜活例证。
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刘玉才提到，作为一部古籍影印整理出版物，《蜀石经集存》可视为四个方面的标杆式作品:一是金石碑拓的整理影印的一个范例，且有别于书法艺术类的相似品类；二是古籍保护的一个范例，“纸寿千年”，存世至今的古籍终究也将灰飞烟灭，而保护的方法就是传承，此次出版便是对蜀石经存世文本传承与保护的一次极佳的尝试；三是古代典籍深度整理的一个范例，两位整理者的研究，揭示了蜀石经的刊刻背景、形制特点、文本特征等诸多方面，既有深入细节的洞察，又有书籍史上宏观问题的把握；四是鲜活的金石鉴赏范例，《蜀石经集存》的出版将推动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发展，如蜀石经在石刻史、书籍史上的地位，蜀刻本刻工与蜀石经刻工的关系等。
上海古籍出版社社长吕健表示，《蜀石经集存》从选题立意、底本选择到编纂编校、排版印制，都贯彻了行业最高标准，最终呈现的是一部高质量、有深度的古籍整理作品。上海古籍出版社将秉持传承文化的使命意识，坚持古籍整理出版的专业方向，推出更多传统文化的传世精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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